基于LMDI模型的世界甘蔗增产要素研究

[目的]甘蔗增产是在食糖消费持续增长趋势下,世界糖业市场稳定的重要原因。揭示甘蔗增产要素,不仅能为甘蔗生产市场监测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撑,而且还可以发现资源环境约束下甘蔗可持续发展的路径选择。[方法]基于LMDI模型,文章从世界和国别两个视角,剖析世界甘蔗增产的主要贡献因素。[结果]1961—2014年世界甘蔗生产逐渐向优势区域集中,产量提升2倍,其中70%增产源于播种面积扩张,30%来自单产提升;面积扩张对多数国家甘蔗增产的贡献大于单产提高,中国甘蔗增产同样得力于面积扩张,但单产提升显著,贡献率高达34%,位居世界前列;甘蔗生产中的资源环境问题逐渐凸显,现有的甘蔗增产模式已给脆弱的生态环境造成了深远的负面影响。[结论]资源环境约束背景下,转变甘蔗增产模式迫在眉睫,必须加快由依赖面积扩张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向单产提升的集约型生产模式转变的步伐,方可实现中国乃至世界甘蔗糖业的可持续发展。     

农民收入结构变化对农民种粮积极性的影响——基于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的对比分析

本文基于1993—2017年中国粮食主产区和主销区的面板数据,在比较两个区域农民收入及其结构变化的基础上,使用面板矫正标准误(PCSE)和面板向量自回归(PVAR)模型实证研究并比较主产区和主销区农民收入结构变化对农民种粮积极性的短期和长期影响。结果表明:无论从短期还是从长期来看,对于主产区而言,工资性收入和政策变量对粮播比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家庭经营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对其有显著正向影响,而财产性收入对其影响不显著。对于主销区而言,家庭经营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对粮播比的影响方向与主产区相同,但是工资性收入对其影响与主产区不同,有显著正向影响,政策变量的影响不显著。在长期,工资性收入对主产区和主销区粮播比的影响程度逐渐增加,经营性收入与财产性收入对主产区的影响更大,而转移性收入对主销区的影响更大。因此,在粮食播种面积连续3年下降的背景下,需要进一步优化农业补贴政策,转变粮食生产方式,鼓励主销区增加粮食播种面积,建立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我国牧区草原生态补偿机制构建研究

［目的］通过构建一套科学、合理的牧区草原生态补偿机制，解决牧区近10年来主要实施的一系列生态治理项目和措施中存在的草原生态补偿标准普遍偏低、政策缺少灵活性、监管体系不够完善、缺乏相应保障机制等问题。［方法］通过对国内有关草原生态补偿机制相关文献分类梳理，基于我国牧区草原生态环境现状，对比分析国内外实践，总结国外成功经验，定性分析补偿机制要素，对草原生态补偿机制进行全面、系统地分析论述。［结果］我国牧区草原生态补偿主体应以各级政府为主； 补偿对象应包括牧区牧民、草原生态环境保护的投资者和建设者以及牧区地方政府； 因保护草原生态环境而导致牧区和牧民的发展权受限由此产生的机会成本作为草原生态补偿标准； 补偿方式以中央财政纵向转移支付为主，以市场补偿为辅的组合模式。保障机制需完善法律法规、公众参与、监督管理、绩效评估等方面建设。［结论］我国牧区草原生态补偿机制的构建须对补偿责任主体、补偿范围、补偿标准、补偿方式及补偿保障机制等各要素要进行整体性、系统性深入分析，才能确保草原生态补偿机制能够满足牧区实际需求，提供有力保障。     

咸阳城区表层土壤重金属污染特征及生态健康风险评价

在咸阳市区采集表层土壤样品60个,包括交通主干道路两侧、城市公园、住宅小区、工矿企业周边区域4类典型功能区。采用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测定土壤样品中Cr(铬)、Cu(铜)、Ni(镍)、Pb(铅)、Zn(锌)5种重金属的含量,运用污染指数评价法、潜在生态风险指数法对土壤重金属的污染现状及风险进行评价。结果表明:(1)咸阳市土壤中Cr、Cu、Ni、Pb、Zn 5种重金属的平均含量分别为65.11、26.91、29.81、38.26、90.94mg/kg,均超过陕西省土壤重金属元素背景值;不同城市功能区土壤重金属含量水平具有明显的差异。(2)从土壤重金属单因子污染指数来看,除重金属Pb在城市公园为中度污染外,其余元素在不同功能区及整个咸阳市均为轻度污染;从土壤重金属综合污染指数来看,不论是咸阳市还是不同功能区,其土壤环境质量等级均属于轻污染。(3)不论是综合潜在生态风险还是单个重金属元素潜在生态风险,咸阳市及不同功能区都属于低生态风险水平,且重金属Pb对综合潜在生态风险的贡献率最大(37.56%)。(4)5种重金属(Cr、Cu、Ni、Pb、Zn)对儿童和成人的非致癌风险均很小;人体(儿童和成人)暴露土壤中,Ni的综合致癌风险在可接受范围内,但明显高于下限值,而Cr的综合致癌风险则是显著的;人体(儿童和成人)暴露土壤重金属而产生的非致癌风险和致癌风险的主要途径是直接摄入和皮肤接触。     

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研究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传统创新组织和模式已难以适应新形势的要求,美国科技界认为会聚创新模式将成为推动科技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本文深入分析会聚创新兴起的内在机理,以人工智能领域为切入点,广泛借鉴国际创新组织不同模式经验,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的若干建议。     

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一项研究议题

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是中国政府提出的关于促进上海合作组织长远发展的重大倡议。由于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时日尚短,学术界关于该理念的研究尚未全面启动。要使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理念成为一个有效的研究议题,不仅需要明晰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的具体内涵,而且需要将其纳入国际共同体、国际组织和大国外交等议题的研究,提炼出一些具有普遍性的理论命题。就攸关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构建的重大问题而言,至少需要回答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提出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构建应遵循的基本路径、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基础和条件、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构建面临的挑战与障碍、学术界能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构建提供的对策建议等重大问题。在此过程中,学术界还需将其与周边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家族相似性的概念纳入同一研究视域,以澄清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的内涵与外延,辨识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演变的动力与机制,并从理论层面提炼上海合作组织发展经验的特殊性与普遍性。     

珠海市跨境电商产业培育政策评价研究

为了研究珠海的跨境电商产业政策的效果,本文利用文本挖掘与PMC分析方法,选取珠海市跨境电商7项典型支持政策,建立13项一级指标和60项二级指标,对政策进行评价,结果显示:1项跨境电商政策评价为完美,2项评价为优秀,其余4项为可接受。就一级指标分项来看,加大资金投入、推进对外贸易发展、提高海关便利、作用对象和促进产业集聚方面表现较好,其他方面有待改进。结合珠海跨境电商政策与珠海实际情况,发现珠海在发展跨境电商方面存在四个主要问题,分别是过分注重资金投入、对跨境电商产业链认识不足、对跨境电商产业支持对象认识不清、跨境电商法律治理能力重视不够等问题,并针对上述四个问题,提出解决对策,期望为珠海跨境电商产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政策的改进与完善对策。     

淮南抗日根据地的互助合作运动研究

为了打破敌伪的经济封锁,减轻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克服小农经济的局限性,淮南抗日根据地开展了互助合作运动。根据地在组织农户参加互助时,总结经验、树立典型,循序渐进,逐步推广,抓住群众需要,解决群众困难,尊重群众意愿,利用适当形式,从而有效组织了互助合作。互助合作运动开展中,也遇到不少问题,如形式主义、强迫命令;违背公平合理原则;经营管理效率不高;农民的观望、落后分子的破坏等。根据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应对这些问题。如在.经济条件相近、关系和睦的农户间开展互助,对落后分子进行说服教育,建章立制,惩戒营私舞弊者;发扬民主、确保公平等。互助合作运动的开展,提高了生产效率,克服了小农经济的弊端,加强了基础设施建设;创造了物质财富,改善了民众生活。淮南抗日根据地互助合作运动对当今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仍有一定的参考借鉴意义。     

呼伦贝尔草原生态功能区土地利用变化及驱动力分析

[目的]土地利用作为地球表面与人类活动连接的纽带,明确其变化特征及驱动力对于土地利用格局的优化、区域生态环境的改善和土地利用率的提高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方法]文章以呼伦贝尔草原生态功能区为例,从土地利用动态度和土地利用转移矩阵来探究研究区在1990—2015年土地利用变化特征。在此基础上,运用主成分分析对研究区土地利用的年际变化进行驱动力分析。[结果]2015年草地面积为329.52万hm~2,占总面积的81.17%,是呼伦贝尔草原生态功能区的主体土地利用类型, 1990—2015年草地总量略有减少,减幅为0.04%;湿地作为研究区第二大土地利用类型,呈现先减后增、整体减少的趋势,整体减幅为0.36%;其他土地面积减少1.39万hm~2,减幅为19.05%;面积增加的土地利用类型中,耕地面积整体上呈现增加趋势,增加8 480hm~2,增幅高达102.60%;人工表面面积增加6 075hm~2,增幅为29.47%;林地面积增加了2 908hm~2,增幅10.48%。草地、湿地和其他土地利用类型表现为净转入特征,耕地、林地和人工表面用地表现为净转出特征。区域经济和农畜因素是研究区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驱动力。[结论]草地与其他土地利用类型间的相互转换是呼伦贝尔草原生态功能区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特征,区域经济和农畜因素共同影响研究区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分布。     

中国自然保护地规划的回顾与对比研究

中国自然保护地历经60余年的发展，形成了多部门主导、保护类型多样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面对机构改革和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立的契机，传统规划的经验积累为新规划体系的构建提供了借鉴的可能。通过回溯机构改革前各类自然保护地规划，对比分析其规划结构体系，并从人地关系视角切入，分析各类规划针对保护对象、保护利用强度,以及社会发展调控上的差异，总结各类自然保护地规划的既有经验，为新时期规划体系的重构提供支撑。